在違約金調整的啟動模式上，通常存在法院依職權調整和依當事人申請調整兩種立法例。根據《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條第二款“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規定，我國目前采用當事人申請調整的立法模式，人民法院原則上不得依職權直接進行調整。審判實務中，在違約金過高的調整問題方面，對于法官能否行使釋明權存在否定說與肯定說兩種不同的觀點。

我們認為，否定說與肯定說之爭論，實際上是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在違約金調整問題上如何選擇之體現。法官釋明權屬于法院訴訟指揮權的一種，具有職權主義的意味，但其存在和設定的目的則在于削減辯論主義絕對化所帶來的弊害。就違約金過高的調整而言，人民法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合同約定，一般不宜通過公權干預私權領域。但是在審判實務中，當事人往往并不圍繞違約金數額是否過高問題，而是將訴訟焦點集中在是否違約方面，其結果通常是由于違約方并未提出調整違約金的申請，人民法院自然僅就違約方是否違約作出裁判。違約方若再主張違約金過高而申請調整，則由于裁判已經作出，而只能另外單獨提起調整違約金之訴。

因此，為了減少當事人上訴、申訴，縮短訴訟周期，減少當事人訴累，節約國家司法資源，提高司法審判效率，在當事人僅糾纏于是否構成違約而未對違約金高低主張權利時，人民法院應當行使釋明權。當然，法官釋明只是協助當事人決定是否提出調整違約金的申請，而違約金調整審查活動的實際開始仍然僅以當事人主動申請為前提。

來源：《民事審判實務問答》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