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原告僅有借據，但并不能證明已實際交付貸款，那么原告的訴訟請求是難以得到法院支持的。

2023年3月11日，王某向張某出具一張10萬元的借據，但張某未實際向王某交付借款。后張某起訴王某要求償還10萬元借款。法院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審理，王某認可借據系其本人書寫，但堅持稱沒有收到張某的10萬元借款。張某稱其是以現金形式給付王某的。法院最后判決王某向張某支付借款10萬元，王某不服申請再審，再審法院認為“原審原告對其主張提交了借條，原審被告認可借條系其出具，原審被告作為成年人應明知出具借條的法律效力，且其主張未收到借款沒有提交證據證明，原審認定雙方民間借貸關系成立合法有據。”而駁回王某的再審申請。

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 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案涉借據是王某書寫的，這僅能證明王某與張某之間具有借貸的合意，但此時雙方之間的借款合同成立但不生效，只有張某提供借款時，方才生效。從《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分析，構成自然人之間借貸關系成立的要件有二：一是合法的借款合同，二是貸款人實際交付借款。而該兩個構成要件中，核心是借款的實際交付，也因此民間借貸合同屬于實踐性合同。但王某稱未交付，張某稱現金交付的情況下，根據舉證責任的分配，應當由張某繼續舉證證明其已實際交付，而不應當由王某承擔舉證證明沒有收到借款。在處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有人認為借據既是借款合同，又是實際交付的憑證的觀點，已不適宜當下民間借貸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下面我們結合民法典，接著分析該案件，進而來理解《民法典》對自然人之間的民間借貸的立法變化。《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成立。”民法典將原來合同法規定的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變成“成立”，進一步突出了自然人之間的借貸合同實踐性，沒有提供貸款既使簽訂了書面合同也不成立。結合上面的案件，是否“提供貸款”已成為案件審理的核心問題。如果不把借據視為貸款的交付憑證，張某是否能夠證明已“提供貸款“將是本案勝敗的關鍵，法官也會將庭審的重心轉移到查明是否實際“交付貸款”的事實上來。

在此立法背景下，假如原告僅有借條，并不能證明已實際交付貸款，那么其訴訟請求是難以得到法院支持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 法釋〔2023〕6號 第九條“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視為合同成立： （一）以現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時；（二）以銀行轉賬、網上電子匯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資金到達借款人賬戶時；（三）以票據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據權利時； （四）出借人將特定資金賬戶支配權授權給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對該賬戶實際支配權時；（五）出借人以與借款人約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實際履行完成時。”也將原《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九條中的“成立”修改成“生效”。這樣就與《民法典》保持一致。

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 法釋〔2023〕6號第三十二條 “本規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適用本規定。”之規定，即使是以前簽訂借款合同，只要在2023年8月20日以后起訴的，也應當適用新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予以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