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訪談主要內容發表于《國家發展研究》2023年第12期

今年以來，我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經濟總體延續恢復發展態勢，下半年，內外部風險挑戰增多，例如當前的能源供給形勢怎么樣？房地產進一步走向何方？企業如何走好低碳轉型之路？我們專訪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賈康先生，他長期從事中國的宏觀經濟研究，為我們帶來諸多經濟熱點解讀。

問：9月以來，國內“拉閘限電”現象已經波及黑龍江、吉林、遼寧、廣東、江蘇等10余個省份，這種現象是否與“雙碳雙控”的大環境有關？

賈康：最近各地“拉閘限電”的話題登上網絡熱搜，一時間各種“通脹論”、“大棋論”傳得沸沸揚揚。與此同時歐洲爆發能源危機，天然氣價格今年以來上漲超過250％，電力緊縮蔓延至整個歐洲，英國、西班牙、德國等國電價暴漲。為了保證冬季的電力供應，西方國家掀起采購煤炭熱潮，再加上布倫特原油三年來首次沖破80美元大關的消息，中國“電荒”和歐洲“氣荒”背景下，有分析認為這場能源危機或將蔓延全球。首先，應該注意到我國目前傳統的火力發電方式仍然是電力能源供給的主力，煤炭作為火電的主要燃料，前一段受產能不足的影響，供需不平衡，需求缺口較大，導致價格上漲明顯，也就是說對需求端形成了一個階段性的成本上升制約。近年來，為了積極響應低碳政策，國家從2023年起對煤炭行業實施減產、限產等措施，都對煤炭的產能造成了影響。煤炭價格持續升高，國內居民用電和工業用電價格仍然不變，導致發電廠發電越多虧損越多，沒有生產積極性。其實這種風險，在很多年前曾經出現過，以稱為電廠“集體靜坐”。現在用一個新詞形容發電廠，就叫“躺平”。

另外也有一些別的原因，據了解，中央提出“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目標”，本來是個長遠目標，但是各個地方出于政績的考慮在當下就要有所體現。作為政績的組成部分，地方政府就特別注意高耗電行業，出現以行政手段簡單方式控制電量指標的情況。其實多年以前也有過這種情況，當時為了兌現“單位 GDP 能耗下降”這一指令性指標，出現有些地方發現這個指標要突破的時候，就拉閘限電，而實際結果是逼著企業為了保生產運營，采用柴油發電機組自發電應急，那么實際的碳排放量和單位 GDP 能耗是增加的。管理部門和企業之間出現如此扭曲的結果，足以提醒我們注意，一個好的目標實現過程，依靠的主要是機制的合理化，需要講究實事求是，講究科學的通盤考慮。目前大家看到，“拉閘限電”現象已經受到管理部門重視，相應做法已經有所調整。

問：今年我國已經正式啟動了碳交易市場。您如何看碳交易市場帶來的新機遇？

賈康：碳交易市場雖然已經正式啟動，但是目前還處于開端和探索開拓的階段。雙碳目標緊密結合著的是高質量發展中的綠色低碳發展，在此過程中，整個碳排放交易體系涉及到中央、地方、企業三個層次怎么形成合理的互動，管理和運行方面如何更具有規范性的流程，這些方面的許多問題還值得探討。

我們知道碳交易市場過去已經在國內進行了一些試點試驗，這次制度規范性更上一層臺階。我作為研究者，感覺應至少從電力行業開始進行市場化運行，將各個相關主體碳排放的配額最好能夠做到較高的精準度，能夠客觀地與綜合指標對應權衡，讓企業經過努力后與自己的配額期望值不要出現太大的誤差，才有下一步所說的“更充分地的展開交易”。其中的客觀性和公平性，是我們要進一步探討和總結經驗的地方。

碳交易市場后續的發展，還要匹配金融創新，首先“碳金融”要對應數字化時代，其次要形成一個和諧的可持續的健康協調機制。碳交易市場的發展、碳金融的開拓，應該是相互結合在一起的系統工程，碳交易市場的進一步培育，還需要具體落實到更具有專業特點和精細化特征的產品上。

問：您覺得“雙碳”時代的到來，首先會對哪些行業產生影響？當下我國的中小企業該如何去把握產業發展趨勢，搭上“綠色動車”?

賈康：雙碳時代的到來對行業的影響，我覺得首先是促進碳排放明顯比較多的行業降低碳排放，因此會有一種倒逼效應促使企業去適應大形勢的需要。我國能源以煤為主不是短期內想變就能變的。這種資源稟賦格局，在世界上是相當獨特的：我國煤電占比高達80%以上，經過這些年的努力減少至2/3強，也占到66%以上。風電和光電合計已達到約10個點，還有10幾個點的水電，還有幾個點的核電，忽略不計的可能還有沼氣和地熱，但是什么時候像歐洲一樣完全放棄煤電，當下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可以預見很長時間之內，中國基礎能源還是要以煤來挑大梁，未來會努力逐漸降低煤的比重。這種國情之下，如何推進煤炭的清潔利用，是一個必須自己攻關的課題，這對于相關的從基礎領域到成果產業化的各類主體，有明顯的挑戰意味。

眾多中小企業怎樣去把握產業發展，搭乘綠色動車，確實有很大的一篇文章要做。40年之間，企業的工業用電、商業用電價格是上升了好幾倍，但是企業在其他領域的開支價格水平卻基本達到一百倍以上、甚至二百倍、三百倍。就經濟學特別注重的比價關系形成利益考慮的行為選擇而言，目前企業和居民都不會真正把節電作為自己的內生動力，正是有其客觀原因。發展的大方向，是需要在電價改革過程中，通過幾個輪次的淘汰“落后、過剩產能”，將高耗能的少數企業淘汰出局。比價關系變化傳導到最終消費品時，政府應及時適度地提高低保標準，使最低收入階層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中等收入階層會自覺調整消費習慣，趨向于低碳化生活。從企業到家庭成員，如果能夠把節電、節能形成自覺行為和長效機制，才是充分調動了社會主體的低碳綠色發展內生動力。低碳綠色、節能降耗的手段，一定還是要以經濟手段為主，實際上，涉及一輪新的價稅財聯動改革，需要我們寄希望于共成功。我國現在以極高的代價治理霧霾，今后要更多轉向依靠制度安排機制創新，配之以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一步步實現“雙碳目標”。

問：對于共同富裕該如何認知，理論界、學術界、企業界等在內的社會各界發出了熱烈而積極的反響，您認為共同富裕的路上存在哪些問題？

賈康：中央會議多次強調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導向的富裕，這表明科學而理性地認識把握非常必要。共同富裕的優化推進和現代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配套改革，必須融為一體。新時代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頂層設計方案的出臺，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強調了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標。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的目標和要求，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在此背景下，目前中央的指導思想非常清楚，目的就是要加大力度去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既承接了改革開放富民政策的思路，又與當前已明確的“新的兩步走”實現現代化中國夢的戰略部署相呼應。今年8月17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的第十次會議上，如何扎實促進共同富裕成為重要的會議內容之一。作為中央高級別會議，其釋放的信號也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此次會議對共同富裕的表述，在過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概念之外，特別強調了第三次分配，并明確了一、二、三次分配作為系統工程的總體指導方針，是量力而行和盡力而為。

三次分配在時間上其實是共同存在的，但在邏輯上具有承前啟后的特點，首先有初次分配，繼而有再分配，再往后才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應首先考慮的是怎樣把蛋糕做大，這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個大前提。第二次分配簡稱再分配，這個過程政府的作用有所凸顯，要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調節，適當地把收入分配的差異化程度向下加以調整。直接稅在再分配過程中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相關的調整，高收入群體要讓渡一部分初次分配已經拿到的收入來充實國庫，支持轉移支付，這樣以規范的方式抽肥而補瘦。

結合國際經驗，第三次分配在各個國家的發展，可知有共性也有差異化特征。仍為發展中經濟體的中國，第三次分配的進步也將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之后，第三次分配必須注重和遵循自愿原則，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主要是引領和鼓勵，比如基于稅收的優惠和制約，政府可以對一些社會上的非政府主體引導他們支持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滿足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對于實現黨的奮斗目標、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問：疫情加速了很多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在您看來，當下我國企業應對數字化轉型還有哪些挑戰？

賈康：中國數字化企業的發展有長足的進步，大數據、云計算、分布式計賬、電子商務、人工智能等，這樣一些新興技術和金融服務在結合中，又和實體經濟日益結合，在整個運行中間可以看到給各個行業賦能。現實非常雄辯地證明了鄧小平當年非常強調的一個基本概念就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他的認識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礎之上對于科學技術“革命性力量”的認識，和西方學者有價值的思想貢獻如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里所強調的“創造性毀滅”概念，以及現在企業界大家認同的“顛覆性創新”概念，是相互印證、一脈相承的。

新供給經濟學里的解說，是說生產力根本上由其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發展變革，其實都是發生在供給側，由于供給側的創新，劃分了經濟社會不同階段、不同時代，成為這種階躍式上升中最關鍵的因素。發展過程中，科技水平從低到高是非常重要的生產力進步，傳統認識的生產力三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如果再把科技聯系在一起，并不是給三要素做加法，而是做乘法，是放大，所以科技是第一。

企業界的朋友要特別注意，不要簡單地聽從社會上的一些帶有危言聳聽特征的說法，什么底層邏輯已改變、大變革時代風雨欲來等這些說法，我們應該更有底氣地來考慮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基本路線執行過程中，中央現在所強調的這些權威信息，支持著我們的企業，包括民營企業、數字化平臺企業，繼續按創新發展大方向尋求健康發展。

問：恒大的債務風險最近一段時間被大家熱議。在您看來，它產生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又將給房地產市場釋放哪些信號？

賈康：房企出現問題的客觀原因，可能跟前段時間政府的一些調控措施有關系。比如，在貸款的去向方面，政策方面越來越要求區別對待，政策提出對實體經濟中的制造業要更多的給予貸款支持，要對小微企業更多的支持。而對于房地產這個領域里邊的融資政策劃出紅線，明顯收緊。但還是要強調也需從主觀原因看，前些年一些房地產企業可能在擴張方面存在用力過猛、戰線太長的問題，也有的企業過于多元化擴張了。總體來說，資金鏈一旦出現緊張，危機的局面可能就會跟出來了。

整體看，我認為當前房地產企業的風險總體而言還是可控的，但需要有關管理部門密切跟蹤實際動態，及時出臺必要的一些措施，按照法治化的軌道化解矛盾。房地產是中國經濟實現自己的成長性而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支柱產業，其形成的整個上下游的鏈條會拉動經濟的大盤。要防止房地產企業的風險向其他一些產業的擴散，高度警惕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尤其是要注意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和第二張牌，不能讓其輕易傳到下面去，引起連鎖反應。

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視房企風險，緊密跟蹤事態，在防范與化解房地產風險方面要進行積極的考慮和布局。目前看政府可用的手段還是不少的，當然政府出手去化解危機因素，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癥下藥，不能拿一個方案去解決所有企業的問題。而且要盡量按照合乎市場經濟的規范采取措施，而非簡單地使用行政手段去解決問題。

當然也有人提出，優勝劣汰是市場的基本原則，淘汰掉該淘汰的企業本來就是一個大洗牌的過程，所以，政府沒有必要出手去救房地產企業。但是從已有國際經驗看，貿然一舉刺破泡沫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如果不能及時收斂這些影響，就會使得經濟問題社會化、政治化。比如，美國當年的次貸危機前期處理就是一個教訓，當時美國政府沒有及時出手救助雷曼兄弟，任其破產，導致了金融海嘯升級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這就不是一個僅僅援引市場優勝劣汰原則就能夠解決的問題了。因此，面對泡沫刺破可能帶來的風險，在適當的時候，政府可以從全局角度考慮，截住資金鏈條斷裂的危機沖擊波，降低風險。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還有相當可觀的空間，尤其是城鎮化高速發展期應還有約20個百分點的增長空間，因為全國14億人中還有一大半的人沒有取得城市戶籍，無水分的真實城鎮化水平反映在戶籍人口城鎮化指標上才僅為44%出頭，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基本情況。

因此，一些唱衰房地產業的觀點是沒有道理的，房地產在可以預見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一定還會是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當然，當前房地產業的調整也是極有必要的，房地產業總體而言從黃金時代已轉為白銀時代，以后還會轉向更為沉穩的黑鐵時代，但最關鍵的，一定是具體分析冰火兩重天格局下特定城市、特定地段的情況。關于未來的政策取向，對應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格局的冰火兩重天，也不能一概而論。因此，未來的政策取向應會繼續延續一城一策的取向。

問：目前民營企業發展面臨諸多的挑戰:如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所帶來的挑戰，您如何看民營企業未來的發展趨勢？

賈康：民企的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打開的大格局。改革開放40多年過去，民營企業的基本情況已不是國民經濟“半壁江山”的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最近的講話中再次重復了民營經濟的基本數據是“五六七八九”，即“民營經濟為我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

而且筆者在調研中感受到，在一些經濟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民營企業發展的結果是半壁江山已越，所謂“五九之局”漸多。國企的相對優勢在于大規模、資本密集，那么隨著產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與生產流水線結合的發展，國企提供的就業崗位可能還要萎縮，而民企卻可以在這方面填補國企就業萎縮的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央強調的“六保”中的首位，是保居民就業，這支撐著全局的基本穩定，支撐著基本民生這一必須保證的目標，而其最主要的貢獻，就是來自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它們的就業支撐力。

直觀地看，民營企業對于全局的意義和影響，應該使我們在戰略思維上有進一步的提升：討論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全局性問題，一定要注意怎么使民營企業在繼續吃好定心丸的過程中，得到健康而可持續的發展。這方面的相關矛盾和糾結，也必須加以正視。

讓民營企業吃好定心丸這個命題，絕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中央領導人在重要講話中反復給出的信號和指導意見。基于實際生活中的調研，我認為在民營企業發展這個問題上，怎樣糾正一些偏向，以及繼續支持民營企業積極創新發展，在當下已經明顯形成必須正確結合、理性統籌的兩大視角。

一方面是糾偏。最近一段時間，一系列針對互聯網企業的糾偏和整頓措施在陸續出臺，幾乎涉及這些年沖到一線的所有頭部企業。糾偏顯然是必要的，必須糾偏，才有民營企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但也要明確，所有的糾偏，都并不否定民營企業的已有創新成就，都是旨在使民營企業更好地創新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中存在的對民營企業認識上的一些非理性、出偏差的因素，也不可忽視。仍有一些觀點陷于論事要貼姓社姓資標簽的思維。這表現為現實生活中雖已確立了企業“競爭中性”原則，卻遲遲未能真正形成與之必然相匹配的“所有制中性”環境，一些有影響的人士直接對“所有制中性”概念發起批判。這種氛圍使民營企業在實際生活場景中往往被打入另冊。有民營企業感覺受歧視，難定心，行為趨于短期化。因獲得的安全感不足，為了求得安全感而腳踩兩只船等問題也在發生。我做的一些調研里有很多案例，有的企業家直言：我早就做好了準備，味道不對、風頭不利時，我可以拔腿就走。中央對此及時察覺、高度重視，陸續出臺多項相關指導文件給民營企業吃定心丸。尤其是2023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有力批駁了“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和“直接控制民企論”，肯定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這一明確定位，正是要使民營企業吃好中央給的定心丸。

打入另冊可舉出的另一現象，是融資領域不同所有制企業往往受到不同的實際約束和面臨不同的風險性質。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之所以被稱為帶有長期病根特征的現象，客觀講，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技術性的問題。中國的一億多家企業里，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中絕大多數是小微企業。在融資方面，小微企業的項目單個看，普遍特征是風險度高、安全度低。一個比較成規模的、在商言商的商業性金融機構，如果支持這類小微企業的融資，一單一單做好每個具體方案，形成的綜合成本是相當高的。它們天然地傾向于首先考慮錦上添花式給安全度高、風險度低的大企業融資。這是技術性原因。

對這種技術性原因怎么解決？當然也需要有綜合方案，比如信息化、大數據、云計算支撐的技術手段，可以把在商言商的商業金融邊界往外推來覆蓋一部分中小企業貸款。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金融機構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融資方面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我接觸到在金融領域，一些銀行業資深人士私下比較直言不諱地說，對待國企和民企的融資還是有區別的，因為對國企的融資是安全的，所謂責任終身追索，萬一出了事情，風險不會升級，一般還是比較實事求是，就事論事。但對于民營企業，銀行萬一出了什么差錯，追責時會首先投來懷疑的眼光，跟著要問銀行工作人員跟民營企業家是不是搞了什么暗中的名堂？這就是性質升級的風險。因此，國企出了問題我們可以給它輸液打點滴，大膽進行扶助、救急，但民營企業如果出了問題，可能態度就是讓它們自生自滅。這種區別對待在現實生活中仍然存在，是需要正確解決的實際問題。

總的來說，從大局，從戰略，從現代化客觀要求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等層面考慮，相關各方都有必要深刻領會中央指導精神，讓民營企業繼續吃好定心丸。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2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23年-2023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23年度中國好書”）》，2023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23年后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23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