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某一時期人類拒絕或遺忘了新一層次的歷史法則，該社會演化只能被前一層次的歷史法則所支配。上面這些觀點可能有些抽象，我可以借助一個社會俗語來解釋它，這就是“忘記歷史教訓就會重蹈覆轍”。

金觀濤教授認為，歷史法則處于“應然”和“實然”之間。

本文源自于2023年7月金觀濤教授在一次線上讀書會的講座，經《燕京書評》整理成文字稿后，由金觀濤教授進一步修訂而成。

金觀濤，生于1947年，現任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名譽研究員。197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化學系，曾在鄭州大學任教；1978年到中國科學院工作，曾任《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編輯部主任，科學哲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20世紀80年代創辦“走向未來”叢書；90年代以來，先后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講座教授、臺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系統的哲學》《歷史的巨鏡》。與劉青峰長期合作研究，合著代表作有《興盛與危機》《開放中的變遷》《中國思想史十講》等。

歷史法則存在嗎？

今天大歷史研究正在興起，尋找歷史法則應該是大歷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從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歷史目的論和歷史決定論受到了批判，歷史學家不敢講歷史法則，因為它和人有主體性、可以通過歷史學習之間存在矛盾。然而，“歷史法則存在嗎”，卻是今天歷史學家不能回避的問題。為什么？近十年來歷史學家突然發現：人會忘記或漠視歷史教訓，以至于過去會以某種方式重演。新冠疫情的爆發，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正如我在即將出版的《消失的真實》一書中所說：

新冠病毒并沒有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威脅，和歷史上發生過的傳染病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但奇怪的是，其對人類思想的沖擊猶如滔天巨浪，并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從此，人們不再珍惜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擋，許多人的心態似乎回到了十九世紀，仿佛二十世紀的災難從未出現過。

今天人類社會的種種進步，建立在對二十世紀歷史教訓的汲取之上。正因為如此，歷史學家否定了曾一度相信的歷史決定論。然而，回到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使歷史呈現出怪異的面貌：當你承認歷史被某種法則支配時，會否定人的自由，看不到人可以在歷史中學習；但一旦否定歷史法則的存在，將發現過去明明是會導致災難的東西，正在那里重演，歷史法則似乎是不可抗拒的。

研究歷史法則，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歷史學家必須面對當代科學的宇宙觀。無論是宇宙在大爆炸中起源，還是星系的形成以及生命的產生和進化，都可以歸為系統演化中穩態的形成和復雜化。系統演化論已經證明：穩態的變遷不存在目的，也不一定是進步。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試圖應用系統演化來解釋人類歷史的發展。哈佛大學天體物理學家蔡森認為：誘發整個宇宙變遷的關鍵是能量，能量傾向于選擇更善于利用密集能量的系統，并同時引發其他系統的滅亡；其遵從的規律，大致是廣為人知的達爾文主義自然選擇，而生物大腦的能率密度值穩居最高位。盡管從絕對數量上看，人類及人類社會的能量值遠低于宇宙星系，但前者的能率密度卻高出恒星和星系100 多萬倍；人類社會及其發明的機器，是迄今為止人們所知的消耗能量最大的系統。如果把系統演化投射到人類歷史，歷史進程完全是偶然的。正如已故物理學家史蒂文·溫伯格所說，我們對宇宙了解越多，它越是顯得毫無意義。其實，一個人真正擁有的只是他經歷過的事情。如果歷史沒有意義，人生還有意義嗎？

人是一種獨特的存在，生活在思考“我是誰”、生命意義和死亡的焦慮之中，而歷史意識就是用來克服這一焦慮的。在某種意義上，歷史意識是現代人進入不死意義世界的重要通道，但這一通道，因對歷史法則的定位困難，處于堵塞狀態。否定歷史法則，是價值虛無主義的根源。那么，歷史法則真的存在嗎？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最近，我圍繞“歷史法則是什么”做了一些理論上探索。但相關論述較為抽象，今天，我簡單概括一下這方面的討論。

卡爾·亨佩爾

因果律不是歷史法則

我要首先強調：作為自然法則的因果律不可能是歷史法則。1942年，亨佩爾在《歷史中普遍定理的功能》中指出：在歷史研究中，解釋事件E為甚么發生時，通常是去追溯促使事件E發生的另一事件C（或條件組C1、C2、C3…），然后闡明C和E之間聯系L的普遍有效性，這樣才算解釋了歷史事件E。這里，C相當于原因，L即為因果律，而E則可被視為C和L帶來的結果。亨佩爾認為，這種對E之所以發生的解釋方法與自然科學中的因果分析完全一致。20世紀50年代后，亨佩爾又把概率解釋補充到他的歷史解釋模式中來。如果亨佩爾定律正確，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就是歷史法則，它和自然規律或因果律沒有本質不同。

一開始，歷史學家拒絕接受亨佩爾定律，因為將因果律作為歷史法則和人具有自由意志之間存在矛盾。在自然科學領域，承認自然規律并不妨礙人類的自由。社會科學領域亦是如此，法律和道德規范不都是普遍法則嗎？它們作為人的自由意志的產物，當然不會對人的自由意志構成否定。為什么歷史法則會妨礙人類的自由呢？關鍵在于，歷史法則既然是從歷史事實中得到的，屬于實然領域，但如果它存在，立即會將應然領域（人的價值追求）包含在其中，人類的未來也就被過去決定了。這時，人的價值追求還有意義嗎？我們還是自由的嗎？但是，歷史學家知曉研究史進程，就是尋找事件的因果關系。隨著社會研究的科學化，使用因果律研究大歷史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主體性和因果性的不相容，這一切構成大歷史研究的巨大困境。

20世紀70年代發現混沌的原理，一度使得歷史學家認為，調和個人自主性和亨佩爾定律之間的矛盾是可能的。混沌是指一個由因果律規定的決定系統中，只要初始條件出現非常微小的變化，都可能導致最終結果的巨大差別。由于混沌的存在，即使存在歷史法則，歷史進程亦不可能具有科學法則的確定性和完全可預見性。這樣一來，歷史解釋一方面可以符合因果律，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決定論，保證了人有選擇的自由。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20世紀90年代歷史學出現一個類別叫虛擬歷史。這是對傳統歷史研究的一次革新。

借用奧克肖特的說法，傳統史學“從來不去關心什么事情必然發生或什么事情原本可能會發生，而只是關心那些有事實證據證明的確發生了的事情”。而想象事件可能會怎樣發展是“一個純粹的神話，一種肆意過度的想象”。虛擬歷史則主張：任何社會事件的發生需要一系列普遍前提，如果設想這些普遍前提受到擾動，即某些因素和真實發生的事件不同，歷史還會這樣展開嗎？虛擬歷史的理論根據，正是混沌原理。在一個由因果律規定的歷史過程中，主體選擇的自由只是對因果鏈的擾動，而混沌的存在使得因果律不能變成歷史決定論。它保證了未來不可預見性。這樣一來，歷史進程一方面是被因果律支配，但又不否定人的主體性。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主編了一本書叫《虛擬的歷史》。這本書對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一系列“反事實”的推演，其中包括假定沒有發生美國獨立戰爭會怎樣？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國會怎樣？假如納粹德國打敗了蘇聯會怎樣？在以往大歷史研究中，這樣的研究是沒有意義的。而虛擬歷史認為，“反事實”分析有助于揭示大歷史展開中的因果律。

很多人認為，虛擬歷史已經解決了歷史法則和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歷史是沿著因果鏈展開；另一方面，人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選擇使歷史因果性結果是混沌現象。也就是說，歷史法則就是因果律，但它和人有自由意志不矛盾。正因為如此，科學宇宙觀和歷史法則是一致的，這是今天很多人接受的答案。但我認為：這是一個讓思想沉睡的答案，是人的精神被泯滅的答案，也是人的主體性完全被取消的答案。為什么這樣說？如果歷史法則就是因果律，“主體性”只對個人有意義，對歷史發展來說則是可有可無的。這也意味著對“應然社會”的追求和人類歷史進程無關，或“應然社會”一旦出現便永不改變，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人如果不去追求“應然社會”，人類又如何從歷史研究中學習呢？歷史研究的意義何在？因此，將混沌理論直接應用于歷史研究，看似合理，實際是將大歷史研究引入歧途。它是科學烏托邦泛濫的結果。

尼爾·弗格森

歷史法則存在于社會組織藍圖和社會行動的互動之間

為什么我認為用混沌來解釋歷史展開是錯誤的呢？如果大歷史展開是混沌，那我們根本不能理解為什么會存在社會秩序。哈耶克對自發秩序（市場經濟）研究有一個重要發現：社會秩序來自人對自己行為結果的可預見性。只有這樣，才有社會組織不斷復雜化。混沌講的卻是人對自己行為后果的不可預見性。如果歷史展開的后果是混沌，那社會秩序根本不會存在。眾所周知，在人類歷史進程中，雖然會有短暫的社會脫序，但在絕大多數情況，社會秩序是存在的。歷史的進程的主線，是社會秩序形態的改變和復雜化，而不是混沌。

大歷史研究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社會秩序，然后才能討論社會秩序是怎樣形成的，分析其變遷是否受著普遍法則支配。我認為：歷史上社會秩序形形色色，但它們在宏觀上都可以歸為不同時期人對“應然社會”的想象。所謂“應然社會”，是指人認為社會組織應該是什么樣的，它由終極關懷和道德規定。落實到每一個主體，“應然社會”就是組成某一個社會的成員認為自己應該做什么，即它是人對自己應該如何行動的規定，以及對他人會如何行動的想象。每個人在進入社會、參與社會行動前，都對其他人是否會和自己合作及自己行動的后果存在預期，正是這一切構成了社會秩序。如果歷史展開處于混沌狀態，也就是他人行動總是不能預期，人還會參與社會行動嗎？請想象一下，當你在上班之前，你無法預知自己是否能平安回家，這種社會比叢林法則支配的世界更可怕。當所有人處于社會行動完全不可預期的狀態時，社會早己滅亡了。

既然未來預期在整體上取決于每個人應該做什么，“應然社會”的想象也可以稱為社會組織藍圖，它由該社會成員終極關懷和道德原則規定。我認為：大歷史的展開不是亨佩爾所說的事件因果鏈，而是社會組織藍圖和人的社會行動之間的互動。換言之，如果存在歷史法則，它一定是社會組織藍圖和社會行動的某種關系。社會組織藍圖規定人應該做什么，發生的社會行動是人實際做了什么。這樣，社會組織藍圖和社會行動的關系，就是“實然”和“應然”的關系。從來，人們把“實然”和“應然”分成兩個不相干的領域。“實然世界”是由事實組成的，研究事實之間的關系就是尋找因果律。而“應然”領域是一個價值和道德的世界，它由終極關懷和相應的道德律組成。這兩個領域的分離，是人有自由意志的體現。

我認為，“實然”和“應然”的分離是人類精神世界發生超越突破的結果。它是軸心文明的現象。什么是軸心文明？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最早注意到，公元前數百年間出現了與消逝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明）截然不同的不死的文化。此后，西方學術界用超越突破的概念來深化這一發現。我認為，“超越突破”的本質是人從社會中走出來，尋找不依賴于社會的生命終極意義。一種非社會的主體性從此起源。我把經過超越突破的文明則稱作“軸心文明”。因為人是面對死亡的存在，為了克服死亡，人必須去尋找能夠超越死亡的意義，即“終極關懷”。我證明：超越突破只存在四種不同的類型。它們分別是：（1）希伯來救贖宗教；（2）印度解脫宗教；（3）古希臘、羅馬認知理性；（4）中國以道德為終極關懷。四種超越突破，亦稱為四種超越視野，任何一種超越視野都包含了相應的終極關懷及其規定的道德和價值，它們回答了生死問題并給出了應然社會的組織藍圖。

簡而言之，人類社會進入軸心文明后，社會組織藍圖產生了，人的心中出現了“應然世界”。自由意志必須服從終極關懷規定的道德律，也就是“應然”和“實然”互相分離。然而，雖然兩者處于分離狀態，即“實然”不能規定“應然”，但隨著超越視野的不同，“實然”和“應然”的分離的方式是不同的。這一切表現為終極關懷如何規定道德之上，其后果是不同軸心文明社會組織藍圖大相庭徑，它們和社會行動的互動方式亦不同。也就是說，不同軸心文明的歷史存在著不同的展開方式。這就是歷史法則！

金觀濤與夫人劉青峰

中國文明演化的歷史法則

我認為，歷史法則存在于“實然”和“應然”之間，就是對上述觀點的概括。這個想法之所以前人沒有人講過，是因為“實然”和“應然”的分離一直來只是道德哲學研究對象。實際上，作為“應然”之道德是由超越視野中終極關懷規定，“實然”和“應然”之關系在不同軸心文明中是不同的。歷史學家從來沒有將其放到大歷史、特別是比較文明史研究中去。只有大歷史研究才能發現：對不同的軸心文明，“實然世界”和“應然世界”的關系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當歷史學家去研究超越突破如何發生，探討支配軸心文明的演化和融合，以及現代社會在軸心文明融合中起源機制時，才可能發現歷史法則的存在。

以中國文明為例，中國文明以道德為終極關懷，其社會組織藍圖是“家”“國”同構的道德共同體。“家”“國”同構體正當性的根據是儒家倫理，因為“實然”和“應然”的分離，一般說來“家”“國”同構體在實施過程中帶來的社會問題不會質疑儒家倫理，社會組織藍圖是不變的。這樣，一旦“家”“國”同構體在社會危機中解體，社會組織藍圖會根據儒家倫理重建“家”“國”同構體，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治一亂”，即王朝周期性更替。在中國文明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結構中，當發生道德原則做不到即不可欲時，會出現道德價值逆反對新道德的塑造。也就是說，當出現某種特殊的歷史條件，社會組織藍圖不可欲，這時會發生“家”“國”同構體建立的障礙，這時大一統帝國解體，我們看到中國文明對外來文化的親和與文化融合。事實上，一治一亂的王朝更替和魏晉南北朝對印度佛教的吸收，都是中國歷史展開的宏觀面貌，其由中國文明社會組織藍圖和社會行動獨特關系規定，它是中國文明演化的歷史法則。

我用社會組織藍圖和社會行動不同的互動類型，概括出四種傳統社會大歷史展開法則。除了中國傳統社會遵循的超穩定系統模式外，它們分別是：印度文明靜態“停滯”模式、伊斯蘭和東正教文明“飄變”模式，以及古希臘羅馬文明在演化中發生超越視野轉向進入具有兩種超越視野天主教文明模式。由于天主教文明具有兩種互相結合的超越視野（古希臘和希伯來超越視野），其在演化過程中會發生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使得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這些現代價值得以形成，契約社會成為新的社會組織藍圖。也就是說，現代社會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也是軸心文明演化的歷史法則。

我還指出，由于超越視野不相交，當各軸心文明互相隔離時，每個軸心文明的歷史結構都由其獨特的社會組織藍圖與社會行動互動模式決定。隨著歷史研究的時空尺度不同，同一軸心文明支配其歷史展開的法則會在不同時空尺度出現，表現出自相似性。這就如同幾何學中的“分形”（Fractal），即任何一個圖形部分的結構與整體相同（即所謂“自相似”），原因則是整體與部分的結構遵循了相同的生成原則。此外，當各個軸心文明沿著自己歷史軌道展開時，必定會發碰撞和文明融合，現代社會在文明融合中起源并通過全球化把所有軸心文明都包容進來是不可抗拒的。也能是說，傳統社會組織藍圖向現代社會組織藍圖的轉化也是歷史法則。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

否定歷史法則，反而會使人類喪失自由

既然歷史法則處于“實然”和“應然”之間，它不僅不會和人的主體性矛盾，相反其本質上是擁有自由意志的自我在尋找應然世界和建立更為理想社會時所碰到的約束。也就是說，尋找歷史法則是人通過歷史教訓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結論。這就是否定歷史法則反而使人類失去自由，變成“實然”世界的奴隸。如果沒有歷史法則研究，人類以為自己在選擇未來時是自由的，其實這正在為墮入歷史上出現過的災難準備前提。錯誤的歷史教育以及不讓人研究歷史真相后果更是可怕，因為隱藏在歷史結構深處、曾被我們克服的歷史法則正在復活，它雖不能持久，但會再一次出現告訴新一代人自己的存在。

基于“實然”和“應然”之間關系的研究，我發現在軸心文明起源至今的歷史進程中，存在四個層次的歷史法則。這四個層次如下：

1. 古文明的滅絕。

2. 超越突破發生，軸心文明形成。

3. 軸心文明的演化、融合。

4. 現代社會在文明融合中起源和自我改進。

關于軸心文明演化的理論，這里無法展開討論。我只強調歷史法則有兩個特征：層次性和累積性。一方面，“實然世界”和“應然世界”分離的方式，會隨著時間的流逝發生變化，出現不同層次的歷史法則；另一方面，這種分離方式的變化和人在歷史中學習有關，每一個層次的歷史法則都以前一個層次存在為前提。在前一個層次內容被肯定前提下，才會發展出更復雜的內容。換言之，歷史法則的層次對應著應然社會進步之樹。

既然歷史法則作為應然世界（如社會組織藍圖）在實現過程中主體對碰到問題（實然世界）的響應，它當然亦包括了人類通過記取歷史教訓在歷史中學習。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如果在某一時期人類拒絕或遺忘了新一層次的歷史法則，該社會演化只能被前一層次的歷史法則所支配。上面這些觀點可能有些抽象，我可以借助一個社會俗語來解釋它，這就是“忘記歷史教訓就會重蹈覆轍”。